今春某日，闲逛书店，一本精美的新书映入眼帘，书名《论书绝句》，著者启功先生，出版者三联书店。翻阅环衬和版权页，始知此为1997年12月出的第二版增补本。粗粗翻阅，不禁惮然心喜：该书所收论书七言绝句一百句，全是启功先生手书制版精印，每首的说明短评之后附有历代书法名迹。《论书札记》二十余幅亦为启功先生之手书墨迹。历代书法名迹自是精美异常，启功先生之手书亦清雅俊逸，神采坚净，秀色可餐。全书仿古直排，装帧精美，用纸考究，印刷精良，散发着古色古香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《论书绝句》一百首，作者自己说明，前二十首为二十余岁作，后八十首为五十余岁后陆续所作。这一百首论书七言绝句，经作者反复锤炼，皆为佳作，琅琅可诵，评赞抒情，寓于其中。每首绝句后的说明和短评，要言不烦，恰到好处，时有真知灼见，精彩之论。正如该书编者所言：“纵论历代书法名家及书法名迹传本的优劣及真伪。辞简而意周，见解每有独到处。”这实际上是一部用诗与短评随笔写的中国书法史略和书法名迹鉴赏，堪称别开生面。每首绝句及诗后之说明短评与所附之书法名迹，亦可谓珠联璧合，相映生辉。
比如关于隶书。启功先生极其推崇汉隶，尤以“礼器”“史晨”二碑为代表。绝句廿一云：“礼器方严体势坚，史晨端劲有馀妍。不祧汉隶宗风在，鸟翼双飞未可偏。”首二句恰好概括了二碑的独特风格。诗后短评又进一步发挥说：“汉隶风格，如万花飞舞，绚丽难名。核其大端，窃以礼器、史晨为大宗。”我们再欣赏所附二碑之局部，亦可藉一斑而窥全豹也。对于极近史晨碑的汉朝侯小子残碑，启功先生也备加赞赏，为其吐气。绝句廿二曰：“笔锋无恙字如新，体态端严近史晨。虽是断碑犹可宝，朝侯小子尔何人？”此碑因上半残失，不见碑立姓名，故以首行起处“朝侯小子”四字名之，或曰小子碑。诗后短评还说：“此碑点划工整妍美，极近史晨一路，在汉碑中，应属精工之品”。只是因为出土年近而品题者少，故名加著。启功先生对比带之郑重宣、杨叔恭诸残碑，因其出土时早，曾经乾嘉名辈品题，遂得煊于世，而深深为之不平。因而不无幽默地说：“不?尝为友人题此碑，戏云：即为此碑吐气，我辈亦须各自奋勉。假令吾二人得为翁覃溪、黄小松（前者即清书法家、金石学家翁方纲，后者即清篆刻家、书画家黄易——引者注），则小子碑亦可侪于郑杨诸石。假令得为欧赵诸洪（或指欧阳洵、赵孟兆页诸位大家——引者妄注，请启功先生及方家哂正之），则此拓本可值重金，其斤两将逾碑石矣。”细细欣赏所附朝侯小子残碑真迹局部，不能不深赞启功先生所言极是极是：对于汉隶张景残碑，作者也赞其“体势严谨中不失姿媚之趣。”
但是，对于所传汉夏承碑，启功先生经过认真对比，据实推断，疑此碑为北朝所重立者。诗曰：“汉隶缤纷无此体，笔今貌古太支离。”他说：“汉碑隶体，千妍万态，总其归趋，莫不出于自然……隶书之碑文中，绝不搀一篆体”。“杂搀篆隶之体而混于一碑中，此风实自魏末齐周开始，至隋而未息。今传夏承碑，字之结构杂用篆法，笔划又矫揉顿挫。转近唐隶之俗者，其整体气息，绝似兰陵王高肃碑、唐邕写经记一派。”故疑其为北朝所重造。这就是真知灼见。启功先生还对隶书在汉以后失于自然的原因作了分析。他在绝句廿五诗后关于魏曹真残碑之评论中说：“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，于是作隶体者，必夸张其特点，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，而矫揉造作之习生焉。魏晋之隶，故求其方，唐之隶故求其圆，总归失于自然也。”他认为曹真碑之类的隶体，“观之如嚼蔗滓”贬之可谓甚矣，因为抓住了要害，读之令人激赏。这对于学隶者应以何为宗，也有很好的警示作用。
在《论书绝句》中，启功先生有时还引发了一些社会历史批评，流露出一些家国身世的感怀。前者如，曹真残碑有“蜀贼诸葛亮”之语，出土后，先被人凿去“贼”字，后又被人凿去“诸葛亮”三字。启功先生由此展开议论：“桀犬吠尧，尧之犬亦吠桀也。犬之性，非独吠人，且亦吠犬，惟生而为桀之犬，则犬之不幸耳。人能无愧其为人，又何惭于犬之一吠哉！明乎此，知凿者近于迂而宝者近于愚矣。”这段议论可谓深刻，闪耀着思想的光芒。后者如绝句三和绝句八六。绝句三是咏王羲之“丧乱帖”的。据作者自云，此首作于抗战之际，帖文触发了他深沉的国家危亡之慨，故诗云：“大地将沉万国鱼，昭陵玉匣劫灰馀。先茔松柏俱零落，肠断羲之丧乱书。”沉郁顿挫，忧国忧民之情在诗中回荡。绝句八六则由清汪中（容甫）之学之书而引发。作者在诗后述说自己身世曰：“功周日卒失怙，先母抚孤，备尝艰苦。”“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，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。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《述学》二册，归而读之……逮读至与汪剑潭书，泪涔涔滴上……”故诗云：“持将血泪报春晖，文伯经师世所稀。禾契帖卷中瞻墨迹，瓣香应许我归依。”身世之感，血泪报春晖之情，令人荡气回肠。今春某日，闲逛书店，一本精美的新书映入眼帘，书名《论书绝句》，著者启功先生，出版者三联书店。翻阅环衬和版权页，始知此为1997年12月出的第二版增补本。粗粗翻阅，不禁惮然心喜：该书所收论书七言绝句一百句，全是启功先生手书制版精印，每首的说明短评之后附有历代书法名迹。《论书札记》二十余幅亦为启功先生之手书墨迹。历代书法名迹自是精美异常，启功先生之手书亦清雅俊逸，神采坚净，秀色可餐。全书仿古直排，装帧精美，用纸考究，印刷精良，散发着古色古香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《论书绝句》一百首，作者自己说明，前二十首为二十余岁作，后八十首为五十余岁后陆续所作。这一百首论书七言绝句，经作者反复锤炼，皆为佳作，琅琅可诵，评赞抒情，寓于其中。每首绝句后的说明和短评，要言不烦，恰到好处，时有真知灼见，精彩之论。正如该书编者所言：“纵论历代书法名家及书法名迹传本的优劣及真伪。辞简而意周，见解每有独到处。”这实际上是一部用诗与短评随笔写的中国书法史略和书法名迹鉴赏，堪称别开生面。每首绝句及诗后之说明短评与所附之书法名迹，亦可谓珠联璧合，相映生辉。
比如关于隶书。启功先生极其推崇汉隶，尤以“礼器”“史晨”二碑为代表。绝句廿一云：“礼器方严体势坚，史晨端劲有馀妍。不祧汉隶宗风在，鸟翼双飞未可偏。”首二句恰好概括了二碑的独特风格。诗后短评又进一步发挥说：“汉隶风格，如万花飞舞，绚丽难名。核其大端，窃以礼器、史晨为大宗。”我们再欣赏所附二碑之局部，亦可藉一斑而窥全豹也。对于极近史晨碑的汉朝侯小子残碑，启功先生也备加赞赏，为其吐气。绝句廿二曰：“笔锋无恙字如新，体态端严近史晨。虽是断碑犹可宝，朝侯小子尔何人？”此碑因上半残失，不见碑立姓名，故以首行起处“朝侯小子”四字名之，或曰小子碑。诗后短评还说：“此碑点划工整妍美，极近史晨一路，在汉碑中，应属精工之品”。只是因为出土年近而品题者少，故名加著。启功先生对比带之郑重宣、杨叔恭诸残碑，因其出土时早，曾经乾嘉名辈品题，遂得煊于世，而深深为之不平。因而不无幽默地说：“不?尝为友人题此碑，戏云：即为此碑吐气，我辈亦须各自奋勉。假令吾二人得为翁覃溪、黄小松（前者即清书法家、金石学家翁方纲，后者即清篆刻家、书画家黄易——引者注），则小子碑亦可侪于郑杨诸石。假令得为欧赵诸洪（或指欧阳洵、赵孟兆页诸位大家——引者妄注，请启功先生及方家哂正之），则此拓本可值重金，其斤两将逾碑石矣。”细细欣赏所附朝侯小子残碑真迹局部，不能不深赞启功先生所言极是极是：对于汉隶张景残碑，作者也赞其“体势严谨中不失姿媚之趣。”
但是，对于所传汉夏承碑，启功先生经过认真对比，据实推断，疑此碑为北朝所重立者。诗曰：“汉隶缤纷无此体，笔今貌古太支离。”他说：“汉碑隶体，千妍万态，总其归趋，莫不出于自然……隶书之碑文中，绝不搀一篆体”。“杂搀篆隶之体而混于一碑中，此风实自魏末齐周开始，至隋而未息。今传夏承碑，字之结构杂用篆法，笔划又矫揉顿挫。转近唐隶之俗者，其整体气息，绝似兰陵王高肃碑、唐邕写经记一派。”故疑其为北朝所重造。这就是真知灼见。启功先生还对隶书在汉以后失于自然的原因作了分析。他在绝句廿五诗后关于魏曹真残碑之评论中说：“汉隶至魏晋已非日用之体，于是作隶体者，必夸张其特点，以明其不同于当时之体，而矫揉造作之习生焉。魏晋之隶，故求其方，唐之隶故求其圆，总归失于自然也。”他认为曹真碑之类的隶体，“观之如嚼蔗滓”贬之可谓甚矣，因为抓住了要害，读之令人激赏。这对于学隶者应以何为宗，也有很好的警示作用。
在《论书绝句》中，启功先生有时还引发了一些社会历史批评，流露出一些家国身世的感怀。前者如，曹真残碑有“蜀贼诸葛亮”之语，出土后，先被人凿去“贼”字，后又被人凿去“诸葛亮”三字。启功先生由此展开议论：“桀犬吠尧，尧之犬亦吠桀也。犬之性，非独吠人，且亦吠犬，惟生而为桀之犬，则犬之不幸耳。人能无愧其为人，又何惭于犬之一吠哉！明乎此，知凿者近于迂而宝者近于愚矣。”这段议论可谓深刻，闪耀着思想的光芒。后者如绝句三和绝句八六。绝句三是咏王羲之“丧乱帖”的。据作者自云，此首作于抗战之际，帖文触发了他深沉的国家危亡之慨，故诗云：“大地将沉万国鱼，昭陵玉匣劫灰馀。先茔松柏俱零落，肠断羲之丧乱书。”沉郁顿挫，忧国忧民之情在诗中回荡。绝句八六则由清汪中（容甫）之学之书而引发。作者在诗后述说自己身世曰：“功周日卒失怙，先母抚孤，备尝艰苦。”“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，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。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《述学》二册，归而读之……逮读至与汪剑潭书，泪涔涔滴上……”故诗云：“持将血泪报春晖，文伯经师世所稀。禾契帖卷中瞻墨迹，瓣香应许我归依。”身世之感，血泪报春晖之情，令人荡气回肠。
